孟宪实 | 国学家冯其庸先生

在冯先生的早年阅读中，我们看不到一点西学的内容，充当文化启蒙功能的，都是传统的国学书籍。在少年时代，对冯先生吸引力最大的还是国学。冯先生的时间，主要分配给了国学阅读、诗词创作以及书画学习。虽然西学之风早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主流，但在广阔的九州大地，并非所有空间都被西学占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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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1月22日，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平静地走完他的人生。每一名成功的学者，都是一道学术风景线。哲人已逝，风景不该消失。思考、分析冯先生的学术人生，这不仅是冯先生扬名后世的必然，也是后人积极继承宝贵学术遗产的应有态度。

总结冯先生的学术人生，治学广博应该是个共识。但是，这里的广博其实是在新学科体系参照之下才能得出的结论。如此广博的治学，在冯先生同辈或者前辈中，并不鲜见，只是越到后来，越能感到这种广博性。冯先生何以治学广博？追问此题，不能不从冯先生的教育经历中去寻求答案。

· 国学启蒙 ·

冯先生的早年教育，断断续续，充满痛苦与挣扎。家庭贫苦，小学时期印象最刻骨铭心的就是围绕学费的挣扎。因为母亲的坚持、亲朋的帮助，冯先生最终没有辍学，可以称作奇迹。冯先生的小学活动空间，大约不出无锡前洲镇。小学与学习相关的回忆，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，冯先生因病休息，等到病愈再去学校，学校已经不在了。从学校图书馆借的一部《三国演义》，因为学校解散无法奉还，只好留在身边继续阅读。

按照民国教育部1915年颁布的国民学校令，小学科目主要是国文、算术，高等小学才有本国历史、地理等课程。曾经有过的读经、修身课程在1916年修定的时候取消。识字读书，应该是小学最重要的目标，从冯先生借阅《三国演义》一事看，这个目标学校是能够完成的。这一年，冯先生14岁。从此，进入辍学状态。

辍学的冯先生开始下地劳动，业余时间找书读。第一部阅读最细致的自然是《三国演义》，因为没有其他书。这个时期冯先生的读书目录没有目标，更没有计划，找到什么读什么。环境提供什么，冯先生就读什么。从冯先生后来的回忆看，冯先生的阅读是从小说开始，从《三国演义》，到《水浒传》《西厢记》，再到《唐诗三百首》和《古诗源》。开始模仿写诗是在这个时期，写字、画画也是这个时期。后来又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古文观止》《聊斋志异》《西游记》。如果从小说的角度看，这个系列有一定的逻辑。但实际上，这些书的获得与阅读，完全不是按照计划进行的。此外，又读过《东莱博议》《夜雨秋灯录》《浮生六记》，还有《史记精华录》和《三藏法师传》。15岁那年，冯先生的二哥帮助他从苏州购买了几种书，它们是《西青散记》《西青笔记》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和《琅嬛文集》。“当时，我如一夜暴富，天天夜以继日地沉浸在这些书里。”冯先生如是说。

冯先生沉浸在自己的读书世界里，他只是乐在其中，即使后来回忆，也充满快乐的语调。但是，当时冯先生的这种阅读，对于他和他的未来，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？冯先生是否心知肚明？

这是冯先生的文化启蒙时期。在冯先生的早年阅读中，我们看不到一点西学的内容，充当文化启蒙功能的，都是传统的国学书籍。1935年，何炳松等十位先生在《文化建设》杂志上发表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》，认为作为文化的中国已经消失，今后应该努力建设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。这相当于中国文化危机宣言书，基本的事实认定也大略不错。但是，这些先生并不知道，在江南核心区域的苏州无锡，前洲镇上的一位少年，每天沉浸其中、乐在其中的正是饱读国学。中国的底层社会，国学依然是其文化底色。

17岁时，冯先生终于有机会读中学。那是1939年，前洲镇创办了青城中学，1943年，他考入无锡工业专科学校。这期间，冯先生的国学修业超越启蒙，进入有所创作的高级阶段。初中时获得一部《水云楼词》（作者蒋春霖，字鹿潭），对照《词律》进行学习，开始喜欢“词”这种文学形式，后来先生著《蒋鹿潭年谱考略》，这是最初的契机。此时，冯先生有词作和散文在无锡《锡报》上发表，这是获得承认和鼓励的重要方式。

冯先生的国学启蒙，主要不是选择的结果，而是环境作用的结果。冯先生的父亲是识文断字的，并且是书画爱好者。他有一个表弟薛玉麟，同时也是冯先生的书友，一同寻找书籍，一同研读。他的邻居邓桐芳，是冯先生的小学同学，两人都要帮家里劳动，共同的爱好就是读书，那本《东莱博议》，冯先生就是从他那里借来读的。冯先生的一位堂兄叫冯宗志，喜欢书法和篆刻，冯先生深受影响。还有位初中同学，家里富有藏书，但他自己不喜欢读，随手送几部给冯先生，有王士禛的《古诗笺》和袁昶的《安般簃诗续抄》。冯先生早年积累的书籍，1954年赴北京工作留在老家，后来毁于“文革”，竟然有“几个柜子”。一个家境贫寒的乡下少年，能积累如此多的书籍，除了个人的爱好努力之外，我们得注意所在的环境：国学厚重的存留，给少年冯先生提供了最重要的阅读条件。

少年冯其庸失学后所读的部分书

早年的老师，也是冯先生重要的国学资源。冯先生几乎记得他所有的国文老师。丁约斋老师教导冯先生怎样写文章，看见冯先生在读《水云楼词》十分高兴，就用其中的词句为冯先生写了一个扇面：“细竹方床蕉叶伴，薄罗衫子藕花薰。晚凉闲坐看秋云。”冯先生原来的名字是大哥起的，名奇雄。初中三年国文老师方伯霄，认为名字太露，改为今名“其庸”。如此，更符合国学精神。无锡工业专科学校，相当于高中。冯先生不喜欢数理化，偏科语文和图画。顾钦伯老师就教冯先生阅读史震林的《西青散记》《西青笔记》和《华阳散稿》，而顾老师自己就是一位诗人。因为冯先生爱好诗词，于是一位教印染课的老师范光铸告诉冯先生应该去读《红楼梦》，而这位范老师有自己的书法特长，尤其擅长写《麓山寺碑》。还有一位科举出身的语文老师张潮象，别号“雪巅词客”，冯先生认为张老师的诗和词都是一流水准。

冯先生结识诸健秋先生，成为诸先生不磕头的学生，这种奇缘正是根植于无锡当时浓厚的国学氛围。无锡有许多画家，而诸健秋是最著名的。冯先生的朋友邵雪泥是诸健秋的学生，而邵雪泥父亲也是画家。因为邵雪泥，诸健秋收了冯先生这位徒弟，考虑到家境，诸先生不让冯先生磕头拜师，让冯先生进入诸先生画室看先生创作，有时又为先生讲解各家作品的优劣，这让冯先生对于国画的理解有了很大提高。冯先生后来回忆说，无锡的画家很多，有孙葆羲、陈旧村、陈负苍、钱松喦等，冯先生与他们都有往来。特别是，诸健秋和张潮象办了一个文人诗社“湖山诗社”，也吸纳冯先生进入。虽然还是一个高中生，但已经进入无锡文人的社交圈，这对于提高他的国学修养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冯先生提及他初中时学过英文，无锡工业专科学校时强迫学日文。但是，毫无疑问，在少年时代，对冯先生吸引力最大的还是国学。冯先生的时间，主要分配给了国学阅读、诗词创作以及书画学习。虽然西学之风早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主流，但在广阔的九州大地，并非所有空间都被西学占领。无锡隶属苏州，作为江南文化重镇，苏州一带的国学传统根基雄厚，枝繁叶茂。西学在大都市，在北京上海等地，所占份额应该更高，而苏州无锡不是文化前沿，国学的传统依然顽强。正是这样的文化环境，为冯其庸先生打下了牢固的国学基础。

冯先生年轻的时代，国学虽然不再时尚，但依然有人热爱，有人奉行，有人专研。“礼失求诸野”的文化变迁原理还能够获得证明。几十年之后，那样的国学环境一扫而空。学生要写作，我们的高中老师会拿出《西青散记》《西青笔记》让你读吗？老师会给你写个扇面，鼓励你去作诗填词吗？从这个意义上看后来冯先生的成功，虽然出身贫寒是不利的，幸而当时的文化环境比较有利。

· 无锡国专 ·

中国近代学人，多有兼跨中西之学的特点。早年接受传统文化熏陶，青年时期远赴重洋或者追随西洋之风，最终成为中西兼通的学者。但冯先生的学术道路与此不同，因而呈现出单纯的国学风貌。

冯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，严重受制于家庭的经济状况。1945年的下半年，冯先生一边在小学教书求得生存，一边在刚刚复校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读书。但仅仅学习了两个月，冯先生再次失学，因为美专搬到苏州去了，冯先生没有学费跟到苏州。看看地图，无锡距离苏州咫尺之遥，贫穷让他再次失去机会。但对下一个机会，冯先生一生都感到庆幸。1946年初，冯先生入学无锡国专。他迎来了更专业更系统的国学教育和学术训练。

进入无锡国专之前的冯先生，国学已打下一定基础，而无锡国专的训练，不仅称得上是学术性的，而且是中国一流的。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，就大学阶段而言，各个学校皆因拥有自主性而各具特色。以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国学门而言，从1925年到1929年，仅仅坚持了四年，而国学门还不如四大导师名声响亮。原因可能是众多的，但清华大学国学门越来越西化，国学被文史哲取代的趋势十分明显。读陈寅恪先生的通信就能发现，早期陈先生写信多用国学概念，表扬一个同学会说他国学修养深厚。但后来，国学的概念越用越少，最后都是文学、史学这些概念了。无锡国专，从1920年开始筹办，转年正式招生，一直坚持到1949年，在西风劲吹的民国时期，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上几乎称得上是一枝独秀。

“研究本国的历史文化，明体达用，发扬光大，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。”无锡国专的这个理念，一直坚持到最后。今天看上去，尤显切实而明亮。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，无锡国专拥有特殊的地位。无锡国专教育的成功，证明了中国书院传统与近代西学结合的成功，研究者通常称之为转型的成功。国专原本一律以经典设课，1927年为了应对教育部的立案转制，即赢得合法办学资格，增加多门必修通识课，因而形成了经典课与通识课并行的课程体系。而国专的特色课程，仍然是那些以经典书籍为题的选修课。冯先生著有《瓜饭楼述学》一文，回忆无锡国专时讲到：无锡国专的课程，凡经典著作，都有专题课，如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左传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墨子》《史记》及杜诗等。无锡国专的教育成功，这份课程目录应该是有启发的。

冯先生进入无锡国专，开始接受高等学术训练。冯先生清晰地记得朱东润先生开设的《史记》课和《杜甫》专题，备引诸家观点，再仔细对比评论，然后得出自己结论。正确的学问方法，很自然引导学生登堂入室。老师们的学问高度，让冯先生领略到了学问的魅力。王蘧常先生讲《庄子》，旁征博引，古今《庄子》的研究，都储藏在先生的脑子里，一个学期没有讲完《逍遥游》，但冯先生却从中看到了学问的渊博与深广，钦佩不已。王先生书法专写章草，天下一绝。冯先生与王先生结下了一生的深厚友谊。在无锡国专的时候，冯先生依然专注于诗词写作，但学问的理念已经确立起来。比如，童书业先生讲秦汉史，直接介绍与唐兰正在进行的学术辩论，彼此的资料，彼此的观点，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课堂上，不仅让同学看到了论辩，也看到了学术要有立论根据，要尊重学术对手。大约在1948年春，冯先生到达上海的无锡国专学习，于是有了机会利用上海的学术资源。冯先生专注在顾廷龙先生工作的合众图书馆里撰写《蒋鹿潭年谱》，顾先生是王蘧常先生介绍的，图书馆为冯先生提供了十分周到的安排，从而让冯先生顺利完成了《蒋鹿潭年谱》。冯先生记得很清楚的一个事，无锡国专有好几位专门讲唐诗的教授，顾佛影、俞钟彦和冯振心，他们都开唐诗的课，学生可以自由选课，也可以都听，先生们的各自特色令学生在比较中获得认识。为了完成《蒋鹿潭年谱》，冯先生连刘诗荪先生的《红楼梦》研究课都没有听完整，却明确了一个问题：红学是一门学问。

左：初版《蒋鹿潭年谱考略 水云楼诗词辑校》（1986）。右：《风雨平生——冯其庸口述自传》

无锡国专的师生，成为冯先生永久的朋友圈，也是最核心的朋友圈。无锡国专的名师太多，周谷城、周予同、蔡尚思、顾廷龙、谭其骧、朱东润、钱基博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冯先生在上海见过词学泰斗龙榆生先生，介绍人还是王蘧常先生。上海的无锡国专，有位词学教师，名陈小翠，被喻为当今李清照。她指点冯先生的作品，让冯先生很受益。书法名家白蕉先生善长写王体，冯先生书法很得白蕉身传。因为同学严古津的介绍，冯先生拜见了钱仲联，从此与诗学泰斗钱先生结下了一生的缘分。冯先生的同学除严古津外，还有汪海若，同学们一同组建“国风诗社”，作诗填词，也一同参加学运，抗议当局的种种不义。说起来，这应该就是当时学生生活的基本内容。

无锡国专的学长杨廷福，在学校时没有交集，直到1977年才相见，但一见如故。杨廷福以研究玄奘、唐律享誉学界，与冯先生交往甚深。杨先生爱酒，懂茶，能诗，善书法，特别喜欢京剧。于是，他常常与冯先生彻夜长谈。此外，杨先生还以《易经》算命著称。据冯先生女儿幽若说，1979年考大学，请杨伯伯算算能否考中，结果遭坚拒。两位挚友有着太多的一致，所以才会如此倾心。这仅仅是个性使然吗？无锡国专的教育背景是必须承认的。国专学生多博学，一专多能，这应该归功于国专的教育。无锡国专的国学课程设置，没有像后来文史哲那样搞大分工，现在看来是很成功的。

1946年初，冯其庸入学无锡国专。他迎来了更专业更系统的国学教育和学术训练。图为冯其庸（前排右三）在无锡国专的毕业照。

但是，有个问题始终不见冯先生在回忆中提及，那就是无锡国专的师生是否讨论中国文化传统问题，是否涉及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判断。叶君远在《冯其庸年谱》中，曾经引用冯先生在油印刊物《国风》中发表的一首《调笑令》：“休去，休去。且伴春风同住。夜来香满帘旌。怕见花间月明。明月，明月。何苦照人离别。”无锡国专的师生似乎都是学术与创作并重的，如果仅仅拥有学术能力，那么有关文化的价值判断是可以坚持否定路线的，但是一旦涉及创作，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，坚持否定路线就无法彻底。词汇是传统的，方式是传统的，甚至感情都是传统的，如何坚持彻底否定？这如同“文革”时期读毛主席诗词，当时心底的一个疑问是毛主席为什么不用自由诗。其实，无锡国专的时期，或者无锡国专以后很长时期，有关中国文化的价值判断已经概括性做出，不同的观点可能被扣上政治帽子。看看无锡国专的理念，在当时条件下，说无锡国专实行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教育路线，应该是不错的。有人写文章，认为无锡国专三十年的办学史，就是以唐文治先生为首的一批文化人顽强坚守，为中国文化殉道的三十年。对此，阅读刘桂秋先生的《无锡国专编年事辑》，证据甚多。而冯先生为此书作序，直接写道“生我者父母，长我者母校也”。“无锡国专，它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人生道路”，具体而言，冯先生认为国专给了自己一是进步思想，二是学术道路，但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价值，冯先生长期以来似乎一直是回避的。

有资料显示，无锡国专的学生主要来自苏浙。无锡国专的国学坚持，是否具有某种地域文化的色彩，有必要深入研究。在传统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苏浙两省，有一座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研究的高等学院，其中必有缘由。其实，无锡国专在中国当时的高等教育中，是个异类，国专的学生也莫不如此。在激进主义文化思潮占据主流的时代，如无锡国专这样以文化保存为己任的学校，生存空间是十分有限的。然而，我们今天再去观察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：无锡国专是一个珍贵的存在。比如，对于无锡国专的教育，当时主张西化的人士并不满意。国专培养的人才赢得了社会的信心、国际的认可，特别是1931年，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洋专家到达国专，给予国专教育高度评价，盛赞国专保存文化的可贵。教育部的反对声音因为崇洋而消退。

很多年以后，冯先生发言撰文肯定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秀面，认为国学是中国文化的“母乳”，主张大国学即新国学。无锡国专的文化理念，在冯先生头脑中，似乎一直是潜伏状态，直到新的时期到来。2005年，冯先生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，把无锡国专的课程体系创造性地移植过来，国学研究与保存的传统，再一次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获得新生。直到这时，我们才能体会到，冯先生一直保存着国学的火种，冯先生就是一颗国学的火种。

· 学术人生 ·

冯先生的口述自传最近出版，名为《风雨平生》（商务印书馆）。不能不承认，冯先生这代学人，确实饱经风雨。早年，中国久陷战乱，国运人生，混乱跌宕。新中国之后，又连逢政治运动，迟迟不能迈入正常的学术人生。这不是冯先生一个人的学术命运，这是整个学术界的。然而，冯先生却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中逐渐展开了自己的学术研究，如今去回顾，感觉十分别致。

冯先生中学时看过《红楼梦》，但少年更喜欢行侠仗义的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，不喜欢才子佳人的《红楼梦》。无锡国专时期，虽然确认红学为学问，但也没有燃起研究兴趣。1954年，奉调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，正逢中国开展《红楼梦》研究批评运动，胡适、俞平伯等“新红学”大受批判，但冯先生没有参与，仅仅阅读文章，冷眼旁观而已。不过，在“中国古代文学史”课程中，冯先生已经开始大讲《红楼梦》了。到“文革”发生时，冯先生暗地里抄写《红楼梦》庚辰本，当是对红学很有了解甚至产生感情了。

冯先生正式开展红学的研究，源于1973年全国红学再次掀起热潮的时刻。当时人民大学已经解散，北京市委宣传部成立《红楼梦》写作组，冯先生被调入。这是冯先生开始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开始。不言而喻，这类写作组要完成的主要是政治性的写作任务，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。从此以后，在写作任务之外，冯先生开始认真研究起《红楼梦》的版本、曹雪芹的家世来，即使是政治任务的写作，毕竟也要熟读《红楼梦》。另一方面，应该是考虑到写作组的临时性，1974年前后，冯先生曾经调到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》写作组去，但当年10月，国务院成立《红楼梦》校订组，由文化小组副组长袁水拍当组长，冯其庸任副组长。校订组是毛主席同意的，而最初的建议就是冯先生提出，报告也是冯先生起草的。于是，红学成为冯先生的主攻方向。

左：《论红楼梦思想》（2002）。右：《曹雪芹家世新考》（2008）

《红楼梦》在中国已经热了很多年，尤其是最高领袖重视《红楼梦》，红学于是获得了最社会化的影响。但是，《红楼梦》竟然没有一个校注本，对于红学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基本的遗憾。于是，校订组开始从全国抽调学者参加工作。1976年，校订组已经有了不少成绩，但在这个多事之秋，校订组是否解散曾经是一个问题。当然，最后还是保留下来。到1979年1月，在校订组的基础上，成立艺术研究院所属的红楼梦研究所，5月决定出版专业刊物《红楼梦学刊》。1980年，中国成立红学研究会，吴组缃出任首届会长，冯先生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。从《红楼梦》写作组，到《红楼梦》校订组，再到研究所，最后出版学刊，原本一个政治色彩极浓的写作组，完全转轨成为正规的学术组织。冯先生担任研究所的所长和学刊主编（另一主编是王朝闻先生），红学的著名学者都参加了编委会。这个转变对于中国红学的发展，具有里程碑意义，而冯先生是促成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人物。

1980年7月2日，俞平伯致冯先生的书信中写道：“《红楼》本是难题，我的说法不免错误，批判原可，但不宜将学术与政治混淆。”（“语可诲人，光可鉴物”，见《剪烛集》）俞平伯是红学政治化的受害者，对于红学正在发生的巨变，他的感受可想而知。在所有的学术都饱受政治化影响的时代，似乎只有红学走出了一个相反的方向。说冯先生驾驭了潮流未免太夸大了，但冯先生利用了形势，应该是不错的。这种利用，正是学术化的正途，红学从此避免陷入更深的政治泥潭，踏上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康庄大道。《红楼梦》校订组是一个良好开端，在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乘着拨乱反正的东风，红学快速走进新时代。或许，在冯先生的心中，有一个无锡国专时期形成的念头始终没有改变：红学是门学问。在条件具备的时候，一定要恢复红学的学问本质。就如同国学教育，国学的理念和系统，始终隐藏在冯先生的心中，一旦机会成熟，立刻落地生根。

《瓜饭楼丛稿之冯其庸文集》

冯先生以研究红学著称，但在其他的学术领域也多有建树，治学广博令人印象深刻。这一特点，可以在无锡国专的教育中获得部分答案，更可以说，这原本就是国学的特点。近来，常有学术大师缺乏的讨论，那么大师的特征是什么？就学术研究而言，只有治学广博，方能影响更大。看看曾经的中国学术大师，国学基础深厚，差不多是共同特征。王国维如果活在今天，适合文史哲哪个专业？哪个专业都胜任。陈寅恪曾经被中文、历史两个系聘为教授，一时传为佳话。胡适呢？虽然当时有人认为胡适的国学根底不足，但从今天的眼光看，恐怕也是文史哲都有资格做教授。冯先生以及他的先生的那代学者，有学术，能创作，多专多能是很普遍的，所以大师纷出。在探索其中的原因的时候，人们强调中西融合的意义。当时中西融合能够创造大师，今天不是同样存在中西融合吗？如此分析，我们今天缺乏西学吗？今天中西交流的程度降低了吗？今天中西交流的机会变少了吗？显然都不是。比起曾经的学术大师来，我们今天缺少的其实是国学教育，不仅缺少古代经典知识，也缺乏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与温情。在满怀中国文化自卑感的人群中，数典忘祖很容易，融合中西太难。

冯先生治学广博，来源于他接受的国学教育。书法家、画家、摄影家、戏剧学家、红学家等等概括冯先生的学术人生的词里，恐怕还是国学家更恰当。作为国学家的冯先生，他的人生是精彩的，对于后学，是富有启发的。

专题（2017.3.17）| 回忆冯其庸先生

国学家冯其庸先生

孟宪实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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